两广事变的爆发与平息，说到底还是中央与地方、统一与割据势力之间的一种较量。

1932年1月，陈济棠就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，广东党政军大权集于其一身，这样一来，广东事实上就半公开地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。

这时，广西李宗仁、白崇禧同样想要保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，因而便与陈济棠联合一气，支持陈济棠与蒋相抗衡。

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南京国民政府的重心放在“剿共”和应付日本蚕食进攻，因此，一直没有对陈济棠和李宗仁等西南派采取行动，而是尽可能地想要通过羁縻的策略，消除西南派精神领袖胡汉民的敌意。

南京许胡以高位，提议胡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，拉胡入京，以此达到瓦解西南派的目的。

不意胡汉民始终坚持与蒋为敌，并不惜公开在广州抛头露面，支持半独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，抨击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。

正在蒋介石极为头疼之际，胡汉民于5月12日突然因脑溢血去世，蒋介石当即转守为攻，要求两广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，改组广东省政府。

图片

陈济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
而陈济棠为维持广东半独立局面，便拉上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利用日本发动华北事变、南京政府一味退让所引起国内舆论广泛批评的情势，打出抗日大旗，以要求中央领导抗日的名义，出兵北上，以进为退，逼迫蒋介石承认两广半独立地位。

这个时候，两广拥有兵力约30余万人，包括陈济棠的第1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，再加上广东和广西的9个空军中队，以及广东的少量海军。

事变的发动，是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5月27日《反对日本增兵华北》的通电为信号。

6月1 日，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，决定命令第1、4集团军北上抗日，同时，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，并据此呈文和通电布告天下。

电称：“日本侵我日亟，一面作大规模走私，一面增兵平津，经济侵略、武力侵略同时迈进。瞻念前途，殷忧曷极……时危势急，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，国家必无以求生……乞一致主张，即行督促中枢，领导全国从事抗日。”

3天后，陈济棠和李宗仁又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发出通电，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。

随即，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决议，一面成立军事委员会，一面把两广部队改称为“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”（亦称“抗日救国西南联军”），以陈济棠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，李宗仁为副司令，进而大张旗鼓地向湖南进军。

这时，中央军已经利用“剿共”之名，先后进入过去被各地方实力派严密控制的川、黔、滇、康和晋、陕、甘等西南、西北边远省份，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经可以达到除东北、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内陆绝大部分省、区。

在关内，唯一还可以成为国民政府统一障碍的，就是两广。因此，对两广称兵北上，不要说国内各界颇不谅解，就连两广内部也意见分歧。

以广东方面为例，因胡汉民去世，最有声望者只有邹鲁，陈济棠称兵反蒋，想请邹鲁出面主持，邹得讯后即于5月16日早早跑去香港，并公开发表谈话，主张全国各党派团结对外。

而其他如萧佛成、唐绍仪等人，亦持反对立场，甚至于具有全国影响的军政元老如冯玉祥、阎锡山、许崇智等，对陈济棠之举也公开表示不赞成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两广事件发生之际，中央军正分散各地，有的用于“追剿”红军，有的用于驻防川、黔、滇、康以完成军政统一，有的以防堵红军东征为名进入山西，有的集结于洛阳、潼关一带，准备调入陕甘协同东北军“剿共”，但是，并没有让蒋介石手足无措。

因为，他不准备马上诉诸武力，蒋介石一面调兵防备衡阳以拦截西南联军，一面却更多地采取政治的手段来平息事件。

事变刚一发生，蒋介石就接连公开致电陈济棠等，强调“今日救亡图存，必以整个国力，取一致之步骤”，劝告两广，如有大计，当可派代表进京相商；

蒋介石还告知陈，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最近期内召开五届二中全会，任何意见均可提交会议讨论，希望所属部队勿以轻率之自由行动，致误救亡大计。
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以40万元作为对何键服从中央的奖赏，促使10万湘军不受两广蛊惑，而站在中央军一边。再加上中央军抢先进据衡阳，已经推进至零陵和祁阳的广西军队，遂不得不半途而止。

因此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一面激烈抨击蒋介石不对进兵华北的日本用兵，反而调集重兵压迫粤、桂；一面明确表示，西南当局并非要对中央兵谏，不过要求中央出面领导抗日，并请定北上路线、集中地点和给予军辎军火接济而已。

至16日，两广眼见借道湖南北上不成，陈济棠和李宗仁便明令粤、桂军撤出湘境，同时，通电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、桂的中央军北上抗日。

两广既不敢对中央军用兵，蒋介石自然不必用武。他马上开始通过各种渠道，对内部本来就不巩固的广东势力实施瓦解术。

广东空军最先弃陈而转向南京，所有飞行员均得晋升，且发给赏金12万元。而李汉魂为首的部分广东军政人员随后也纷纷离穗赴港，公开致电陈济棠，批评其假借抗日，危害国家。

图片

余汉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
随后，粤军主力第1军军长余汉谋很快也决定服从南京，他在7月7日径飞南京，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出面收拾粤局。蒋介石当即委任余汉谋为第4路军总司令，统辖广东军队，迅速回粤倒陈，并拨给军费200万元，外带活动经费100万元。

余汉谋还于9日通电粤军各将领，要求他们抗拒陈济棠的命令，服从南京，支持国家统一。

面对这一危险局势，陈济棠和李宗仁等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，宣布成立第1、4集团军联合司令部，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1、4集团联军总司令，李宗仁为副司令，要求粤、桂两军同时迅速缩短防线，采取守势。

7月10日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，蒋介石公开批评广东军事当局自由行动，破坏党国纪律，动摇革命根基。

13日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，宣布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。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长的名义发布命令，取消第1、4集团军，任命李宗仁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、副主任，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，以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。

次日，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，声明拥护中央。其电称：

“外患日亟，非御侮不能图存，非统一不能御侮，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，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。”“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，忽然称兵，阴结外寇，进窥邻省，发动内战，破坏统一”，实祸国殃民之行为。

随即，余汉谋下令所部回师广东，而驻守韶关的第2军和驻守大坑口的巫剑虹部先后不战而退，余汉谋部顺利进至英德、军田一带，逼近广州城。

紧接着，第3军第9师3个团也通电倒陈，陈济棠大势已去，不得不于17日派私人代表飞往南京，面谒蒋介石，表示可遵命下野。

18日，广东空军150名飞行员、72架飞机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通电倒戈，陈济棠更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条件。当晚，陈被迫携带家眷，乘英国军舰赴港，并被通电下野。

广东瓦解，广西便呈孤立之势。7月20日，李宗仁、白崇禧不得不通过黄绍竑等向南京表示愿意接受新的任命。

但是，蒋介石不会放弃这一根本解决两广半独立局面的大好机会。25日，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李、白的任命，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，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，黄绍竑、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、副主任。

与此同时，蒋令中央军一部由湖南威胁桂林，以一部由黔南压向广西宜山，并派两部进入广东，一路由北江、连山向广西富川、贺县、八步方向开进，一路由广东肇庆沿西江而上，向广西梧州开进。

表面上，这次进军是向广西施压，实际上正如蒋自己所言，此不过一石二鸟之计：“中央对桂军之目的，乃在借此入粤兼安粤局耳。”

不过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并不了解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相信非逞强不能逼蒋让步。他们迅速下达全民动员令，并发表告军民书，扬言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；同时，电邀各反蒋派团体和人士入桂，包括请在港反蒋派要人李济深出来主持大计，请蔡廷锴、区寿年等来桂重组第19路军。

于是，7月底，李济深、蔡廷锴、翁照垣、胡鄂公等先后入桂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、华南救国会、第三党等均有代表到南宁，扬言要于8月初组织独立的抗日政府。

蒋介石原本对桂用兵就含有复杂意图，并非真想与广西全面开战。眼见事态不妙，又转而先后派人前往南宁进行疏通。于是，一触即发的战端又出现了转机。

双方人员频繁往来后，解决的症结最后归结为人事安排和中央军撤兵两项上。蒋介石坚持，李、白两人必须有一人离开广西到中央任事。经过讨价还价，李、白最终同意有条件妥协。

图片

李宗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

9月2日，程潜、居正、朱培德飞抵南宁，与李宗仁、白崇禧等正式谈判。双方达成如下协议：

（1）重申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、集会、结社自由；

（2）撤退南下各军，恢复各方交通；

（3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，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；

（4）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，并保留第4集团军；

（5）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；

（6）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；（7）广西军队保留3个师，军费由中央支付；

（8）以上各条除第（3）条保密外，其余均请蒋委员长以谈话方式宣告国人。

6日，南京政府发表命令，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，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，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，黄绍竑回任浙江省主席。

14日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，说明因“痛念国家危亡，激于良心职责驱使，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的举动……无如抗敌之志未伸，而阋墙之祸将起……所幸中央当局……一再派大员入桂观察，对桂省一切爱国之真相，已彻底明了，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，并全部俯予接纳。今后一切救亡工作，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，相与为一致之努力”。

两天后，李宗仁、黄旭初在南宁宣誓就职，两广事变至此和平解决。此举，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与安内的工作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。

尽管这个时候西北陕甘地区“剿共”尚在进行，但是，多数国民党人和舆论界显然都相信，统一和安内的工作接近于大功告成，攘外和御侮的工作应该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。

《大公报》记者对南京政府前期的工作即颇肯定，其文称：

“这五年当中，除了共产党一个问题未曾安排好以外，我们未曾打过重大的内战，尤其是今夏两广问题的解决，使我们的国家发现一个统一的规模。

我们试打开地图看看，中自江浙赣鄂起，南至闽粤桂湘，西至黔滇川陕甘宁青，北方的鲁豫晋绥，莫不在同一的行政组织之下，这些省的军队也莫不在同一的军令系统之下。

行政院的命令可以通行全国，中央的军令可以动员全国的军队。这种情形是民国以来所未有的。”

事实上，广东陈济棠的势力刚被瓦解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就成立了以蒋介石为议长、汪精卫为副议长的国防会议，用蒋的话来说“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，能够共同一致，来中央参加讨论，对于各项决议办法，大家可以彻底明了。一旦发生事变，也可以团结一致，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”。

也正是在这次会上，蒋介石公开发表了《救亡御侮的步骤与限度》的报告，具体说明：

“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，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。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，我们绝对不能容忍，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，并绝对不容忍任何分割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。

再明白些说，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。”

蒋介石在这一报告中还说：

“我们如遇有领土、主权再被人侵害，如果用尽政治、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，就是要危害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，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。”

据此，二中全会通过宣言亦强硬宣称：

“中国目前形势，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，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；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，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。”

今后，“吾人对内惟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，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，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，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。

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，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，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，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，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。”
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